唐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的一段盛世時期,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方面,對華夏民族的發展都起到卓絕之功。而從保密史的角度看,唐朝的保密文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影視作品中展現的大唐盛世
統治者保密意識強
封建王朝的歷代統治者向來注重保密意識形態建設。唐朝統治者都有較強的保密意識,對保密十分重視。如武則天仿照唐太宗李世民《帝范》體例,起草并頒布《臣軌》一書,并將《慎密》專列一章。
武則天畫像
除此之外,皇帝選拔和任用官員,也把是否具備較強的保密意識和能力作為一個重要的考察條件。唐代負責起草詔書文件的中書舍人,第一項要求就是保密:“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對于核心涉密人員,不僅要求其嚴守機密,還要考察其品行,甚至限制其社會交往。
對比唐朝,明朝整頓官制,保密制度更為完善
唐代的親王、駙馬與皇帝交往密切,知悉秘密多,即不得“與朝廷要官往來”。唐玄宗對兄弟們很友好,但“不使與群臣交結”。當時一位叫裴虛己的駙馬與岐王一起參加宴會,還有兩個官員(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與岐王飲酒賦詩,均被貶出京。唐德宗時“宰相不敢于私第見賓客”。上述種種,都反映了唐朝統治者對于保密的重視。
完備的保密制度
在武則天時期,匭函(指朝廷接受臣民投書的匣子)制度就已創立。史載,“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清代奏折制度的先聲。而著名大臣狄仁杰就曾以密奏的形式,對越王黨羽的處置問題提出不同意見,獲得武則天首肯。此外,保密制度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在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
銅匭
軍事方面,唐朝極度重視軍事情報的保密工作。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漏泄軍事,斬之。”而由于唐朝特殊的節度使制度,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之間存在對立隱患,唐朝特別規定禁止藩臣參與軍國密議。在戰事興起時,軍隊行軍的事務受到嚴格管理,甚至連軍營中的書信都要徹底檢查。
而作為一個國家運行基礎的經濟事業,唐朝統治者更是給予了重點關注。在農業社會,倉庫是國家財政穩定的重要因素。唐朝特別設立了倉部和司農寺對倉庫進行特別管理,倉庫的支出和收納要經過縝密的程序,確保無一疏漏。唐朝還嚴禁本國人和化外人(中國封建法律對外國人的通稱)私相貿易,并列出貿易禁物,以便維護自身的經濟優勢。
唐朝糧倉遺址
在文化方面,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糊名謄錄制”也創立于唐朝。科舉考試因為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為此徇私舞弊、鋌而走險者從來不乏其人。為保障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武則天即位初年即建立糊名法。
《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記載:“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其等第。糊名自此始也。”
所謂糊名,就是把試卷名字蓋起來改卷,使試官不知某卷為某人所作,后又稱為“封彌”或“彌封”。這一制度的形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耗費了人力物力,但為國家發展選拔出了真正具有實力的優秀人才。
科舉考試
唐律對于泄密的處罰措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漏泄大事”罪就首見于唐律。唐律將秘密事項分為“大事應密”“非大事應密”兩種,將泄密者分為“初傳者”“傳至者”或“轉傳者”,綜合考慮,處以不同刑罰。
而在唐代的詩歌中,保密文化也有諸多蛛絲馬跡可尋。廣為流傳的《唐詩三百首》中收錄了一首朱慶余的《宮中詞》,其中兩句為“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敘說兩個宮女見面,本想說說心事,一看鸚鵡在前,怕它學舌泄露給別人,只好閉口不言。唐代后期著名詩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嚴重挫折,便在詩歌中抒發自己的愁悶:“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
元稹
更為知名的是“詩圣”杜甫,其任左拾遺時曾撰寫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意為怕別人見到自己上奏皇帝的報告,就把草稿燒毀以免閑人說自己邀名。騎馬上朝覺得太張揚,于是擠在狹小的馬車里,好像雞棲息在籠子里一樣。古人曾對此作出評論:“明朝有封事,諫臣之心。避人焚諫草,大臣之體。”對杜甫謹慎的行為表達了贊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