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信息無障礙
-
檔案管理
1949年11月，此時距新中國成立剛過去一個月，中南海對面的文津街北側3號院迎來了新的主人，這里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部機關所在地。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戰爭的威脅并沒有解除，國家經濟建設還在不斷恢復中。但是，新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就這樣與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現在我們能造什么？”
在革命戰爭年代，由于戰亂頻繁，我國科學技術并沒有得到重視和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便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大規模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科技工作也艱難起步。在基礎十分薄弱的情況下，經過幾年建設，基本建成了一支以中國科學院為主要力量的科研隊伍。老一輩科研人員白手起家、艱苦奮斗，在培養分配科學人才，調整充實科研機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中國科學事業由近代落伍逐步走向振興打下了初步基礎。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項目的全面開展，大批新建、擴建工廠陸續投入生產。由于缺乏現代科學技術，我國在生產建設中越來越力不從心。特別是到1955年底，“一五計劃”即將進入關鍵時期，科技人才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科學技術水平落后無法適應生產建設要求等一系列矛盾愈加突出。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至1952年底，全國總人口近5.75億人，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1580萬人，其中科技人員僅42.5萬人，全國平均每萬人中只有不到8個科技人員。這些科技人員再分散到各個門類中，更是少之又少。同時，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尚處于起步階段。在解放初期，我國的科研機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內）共40個左右，研究人員只有600多人。中國科學院組建時其全部研究機構也只有22個，研究人員200人。到1955年，全國科研機構發展到380多個，研究人員增加到9000多人，學科門類不斷增多，逐漸攻破了一些技術難題，在理論科學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我國在面對一些重大復雜的技術問題時，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在獨創性科研工作、新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方面基本上沒有開展，原子核物理學、空氣動力學等方面幾乎還是空白。
與此同時，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高新技術突飛猛進的階段。美國和蘇聯等國家在四個領域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成績：一是核技術。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1954年，蘇聯在奧布寧斯克建成了世界第一座核電站，是人類和平利用核能的成功典范。二是電子計算機技術。1946年，由美國政府與賓夕法尼亞大學聯合開發的自動計算機ENIAC面世，它的出現改變了人類對于機器的認知。三是半導體、集成電路技術。1947年，半導體晶體管誕生，為后來集成電路的發明吹響了號角；1958年，世界上第一塊集成電路誕生，計算機和集成電路的結合，為信息技術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四是人造衛星技術。1957年10月，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標志著人類進入空間技術新時代。
面對國內的緊迫需求和世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黨逐漸認識到，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必須采取措施促進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逐步縮小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毛澤東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954年9月23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也指出，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
“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適合這種新的情況鉆進去，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他指出，想要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有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作支撐。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開會，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認為，應該先在黨內很好討論，然后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會議決定召開一次大型會議，以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出席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從黨面臨的任務說起，對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現狀作了詳細分析。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周恩來表示，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科學是關系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決定性因素。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我們必須急起直追。他最后強調，要在12年內，“就是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使外國的新成就，經過我們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達到”。
毛澤東也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無知的命，單靠大老粗，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中國應該有大批知識分子。全黨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而奮斗。”會后，全國迅速形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
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該文件正式下發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家普遍感到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視，從而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工作積極性。據統計，至1960年，全國科研經費支出比1952年增長了近60倍，平均每萬人口中的科技人員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長了3倍。大批在國外工作的優秀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選擇回國，投身祖國的科技事業。1956年沖破西方阻撓毅然歸國的錢學森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們為發展新中國的科技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
毛澤東曾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而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指出要在4月底前確定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新中國的科學事業發展規劃如遮在云層后面的朝日，噴薄欲出。
制定遠景規劃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因此，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掛帥領導相關工作。此外，國務院專門成立了由中國科學院和各部委辦負責人組成的科學規劃10人小組。1956年3月14日，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陳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負責具體組織領導工作。全國各地600多位優秀科學家集中到北京參與規劃編制的討論，錢三強、華羅庚、錢學森等世界知名科學家也加入進來，為規劃的成功編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年，在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柯夫達的建議下，除已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外，還另邀請了16名蘇聯科學家來到中國，幫助我國科學家及時了解世界科學技術水平和發展趨向。
1956年10月29日，陳毅、李富春、聶榮臻關于科學規劃工作向中央的報告（部分）。中央檔案館藏
在規劃編制過程中，科學規劃委員會首先對編制原則進行了討論，幾經研究，最終達成“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和“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按任務帶科學”的規劃方法。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57項重要科學技術研究任務，616個中心研究課題，整個規劃草案加上附件，共計600多萬字。之后，大家又討論確定了12個重點項目，包含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半導體技術、超高頻技術、電子計算機、遙控技術、噴氣技術等。歷經7個月的反復研討、修改，195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下發征求意見，并逐步組織實施。至此，我國“向科學進軍”的大幕正式拉開。
“十二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實施，加速了我國追趕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進程。至1962年，我國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各主要學科和技術領域幾乎都已設置專門的研究機構，全國科研機構（國防系統研究機構除外）由1956年的381個增加到1962年的1296個。1963年，國家對規劃的執行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絕大多數科研項目都已完成并投入生產建設，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實施過程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決的科技問題已得到解決；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科技開發取得豐碩成果。自1964年至1970年，我國成功研制出原子彈、氫彈，并成功發射人造衛星；自然資源得到進一步開發。在以李四光為代表的著名地質學家的理論指導下，科研人員經過勘探，相繼開發大慶、大港、勝利等油田，徹底推翻了“中國貧油”的論點；工業建設重大技術問題取得突破。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制造的第一臺1.2萬噸水壓機建成投產，標志著我國重大技術裝備從仿造走向自行設計制造；醫療保健方面取得長足進步。1965年，我國科學家首次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各種抗生素、生物制品得以生產研制、放射性同位素醫學研究取得進展并開始臨床應用。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從吹響“向科學進軍”的號角到制定和實施“十二年科技規劃”，短短十幾年時間，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在近乎“廢墟”的基礎上，實現了歷史性突破。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無數中華兒女堅定信心，勇攀技術高峰，智慧和力量不斷得到激發，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科技成果。而這也向世界宣告：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正闊步走來！
